老K

社运十年来，中国的社运样式已经随城市规模和政治形态发生了分化，而且到目前为止相当的稳定，即小城市（包括县城、地级市和三线城市）社运通常以街头激烈抗争的形式爆发，比如浙江丽水污染、贵州瓮安俯卧撑、湖北石首抢尸、江苏吴江抗议垃圾焚烧厂等等，而大城市的社运通常较有组织，酝酿期长，最后通常以大规模和平示威的方式表达，如厦门反PX，上海反磁悬浮、广州反垃圾焚烧厂。

想想昨天乌有之乡的一些访民听众拒绝融入或参与公民社会，动辄采取激烈手段，固然可敬，却也忽视了一个建设性选项。而当局，则以同样手法对待，更无视社会发展。

下午到乌有之乡演讲，抱着对乌有之乡的好奇而去，大谈欧洲左派政治，不曾想，听众居然是一帮乌合之众，一口一个国家，却连公民都不敢担当，害怕志愿者，害怕结社，害怕。。。。。。

分明是地道的极右民粹分子嘛。

汇报今天的一篇文章很搞，左派党的领导：Stasi和拉芳丹之间。虽然右派的FAZ一向以攻击左派党为能事，不过，这篇报道还真有趣，也道出了一个穿越共产国家转型的重要特质，或者说谁在主导转型，安全精英还是民主派。

汇报的这篇报道指左派党勃兰登堡党部主委Thomas Nord和州议会党团负责人Kerstin Kaiser都是前Stasi情报员（IM）。著名的左派党领袖也是原PDS党魁吉斯早已被曝同样曾为Stasi情报员，这下子，FAZ问道：这个党的东部干部中到底有多少人都是前东德情报人员？左派党似乎已经成了社民党左派和前东德情报人员的合作阵营了。哈哈。

我相信，很多。虽然大多数前东德政府官员包括Stasi特工被排除在今天的德国政治生活外，曾经多达20万的情报员却可能是德东地区民主化转型后最为活跃的一个政治群体，即使梅克尔这样89前后的自由分子也曾有非常可疑的情报员身份，有照片显示1980年左右她曾以团的积极分子身份参与监视东德著名异议人士、物理学家哈夫曼，她在1984-1986年期间的同居男友辛德海姆也是一位已经被确认的人民情报员，他们最初是在苏联结识的。

当年的情报员成为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精英来源，这一自然演变非常之有趣，与克格勃特工普京为什么能当上俄罗斯总统几乎如出一辙。区别只是去共化的程度不同，俄罗斯完全没有剥夺前共党干部的政治权力，前政治精英摇身一变依旧主掌着俄罗斯的民主转型政权；而德国采取了和解政策下的甄别，前共党干部并未如战后的去纳粹运动那样被彻底清洗，甄别之后公职机构保留了大概30-50%的原共党干部甚至安全官员，尽管如此，剩下多达20万的情报员就成为德东地区最富政治意识和行动能力的一个政治群体了。

东德极权统治下公民生活的去政治化阉割了普通公民的政治冲动和参政意识，直至今天我们仍然能在大多数东欧国家观察到公民普遍政治冷漠的恶果，极权统治下人民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竟然只剩下作为党的积极分子而兼任情报员，从监视与汇报的过程中被训练也体验了政治生活中最为肮脏的部分。在民主化条件下，极权政治所培养的政治敏锐和沟通技巧却帮助了这一群体蜕变为转型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对权力和动员有着超出民主分子更强的能力，比如在捷克，这些党的积极分子在后来的竞选中把哈维尔打的落花流水。

只要他们的身份不被暴露，政治生命就会因为参与民主转型而继续。规模庞大的东德情报员的登记卡在统一之前被紧急撕毁，碎片却整齐保存下来，但需借助先进的扫描识别软件拼接慢慢复原而辨认出来，吉斯就是这样暴露的。这一过程可能需要耗时数十年，几乎无损整个情报员群体，即使暴露，也止是一桩容易被轻描淡写的历史丑闻，或者在和解的背景下获得原谅。

不过，也因此，中国当下的民主转型也现出一丝另类的道路迹象：转型早已展开，政治竞争早已不在所谓党内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或者所谓的党和公民团体的协商之间，而在壮大的民主派和同样加强了的安全机构之间，抗争和监视成为民主转型的主旋律。

上周接受采访时对胡奥会面的基调判定为 “值得期待，但没有必要过分期望”。果然，昨晚晚宴加今早一上午的会谈之后，记者会中胡只提双方存在共同利益，没有共识，奥巴马重申普世价值值得赞一个。结论，双方交集存在于朝核、核不扩散和裁军、清洁能源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在汇率和气候问题上显然存在巨大分歧。

奥巴毛已经上台近一年了，美国内外政策都在调整，在运用美国的smart power， 中国却仍然沉浸在小布什任内的和谐幻觉中，没有及时作出调整，内外皆无，僵硬无比。奥胡会后，新冷战终究不可避免了。哥本哈根会议的前景也黯淡下来。

中国的博士何以成为LOSER

《时代周报》评论  吴强

新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海龟博士钱学森先生终于去了。在他身后，留下了无数难以逾越的丰碑，其中之一，就是钱学森临终前的一问：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的教育体 制还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钱先生是在在病榻上向探访的温总理发问，温总理再问著名高校的校长们。我不知道唯唯诺诺的校长们在数月前的总理办公会上是如何回 答的。但是，近些天，终于看到了一连串的否定回答：浙大的涂博士跳楼，湖大的南方博士投河，教育部长周济被解职。也许，在一个有效的肯定回答出现之前，类 似的否定式回答还将继续下去，拷问每一个中国人。

比如，终于熬不过室友咔嗒咔哒的彻夜鼠标声，北京理工大学的博士生修良章选择了休学。外界可以质疑修良章的心理问题、读博动机、为人处世的方式，就像跳楼 投河的海龟博士们，每桩个案看起来都似乎那么微不足道，自杀的人仿佛都是人生的失败者；但是，高校中的许多深层问题，大学博士生产体制的黑洞，却不分海 龟、土鳖，不分博士生或年轻教师，借着一桩桩个案，在在回应着钱老的遗问。

当博士批量生产

通常，有别于应用性培养的学士和硕士，作为最高一级学位，博士是指具备独立研究能力的学术资格。进，是成为教授的入门资质；出，则是高等教育与社会连接的 高端纽带。博士生的培养因而在现代研究型大学体系中居于核心，是学术再生产和社会知识再生产的关键环节。也就是说，博士生的培养应该是教育体系也是大学工 作的最为要害的环节，需要相称的时间、经费、师资和体系，也应当是教授的科研教学工作的中心。博士的水平或者说博士生培养体系的优劣，是衡量一个教授、一 所大学、一个国家的教育与研究水平即国家竞争力的标志，其重要性是无论如何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

在恢复高考之后的三十年间，特别从80年代晚期开始，中国的博士培养体系逐渐形成。尤其是最近十年，随着211和985等高教大跃进计划的实行，中国的博 士群浪潮般涌现，截至去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每年产量最大的博士生产国，也同时将科学论文的生产量推向世界第二的水平。尽管如此，如同钱老的遗问，这每 年超过十万篇的科学论文中，原创性贡献之低有目共睹；每年新增的五万多博士中，又有多少在成为教授或者进入社会之后，表现出应有的学术原创性或者创新能力 呢？

在修良章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如此低效率如同世界工厂的博士养成体制的冰山一角：“大老板”在海外，是否知道有这么个学生还未可知；与“二老板”的见面 也极其有限；每日奔波于校本部和分校，徒费时间；生活费仅每月300元左右，糊口尚难，谈何专心研究；室友整夜打游戏，毫无共同研究之气氛。。。如此算 来，休学对修良章同学来说，也许是个正确和幸运的选择，不必在一条几乎毫无希望、毫无意义的道路上继续耗费青春。而如此不堪的生活与研究，在当下中国高 校，绝非个案。如修良章同学自己最终的感悟， “牛人只是少数，大部分都是loser”。这样的体制与强调选优忽略平等而带给绝大多数中学生沉重负担的高考体制或者奥数模式又有什么区别？

体制缺陷摧毁创造力

这样的体制绝对是个错误！不同于本科教育，高教产业化的积极作用即增加高等教育的普及性并不容轻易否认，但是博士生培养所包含的精英教育意义却也同时被教 育产业化的浪潮所遮蔽，博士成为大批廉价批生产的产品，即便在中学或者本科阶段崭露头角的少数天才也难以克服僵化体制，真正合乎国际水准的博士仍然凤毛麟 角。如此基础，当然难有大师生成。

笔者不器，在欧洲攻读社会科学博士六、七年方成，回国觅职亦有一段时日，对此更有深切感受。不同于北美的流水线模式，那是战后退伍大兵涌入的结果，欧洲的 博士培养仍是小作坊、私相授受的传承模式，博士的毕业论文水准代表着也影响着教授的声誉。以我熟悉的一位政治学教授为例，他常常访问中国传播社会民主理 论，兼任德国某党重要职务，但十年来只带了一位博士，原因是社会工作繁忙而无力多带。每每跟国内师友谈起，都唏嘘不已，觉得不可思议。

但在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大学体系下，培养多少以及如何培养，完全是学术自由的一部分，也是学术内在规律使然。实证主义的普适科学方法则内在包含了博士论 文的创新性要求，自然也必然地使得每一篇博士论文都成为该领域的领先者，而学术领域是不分国家，只有在全球的知识共同体中衡量才有意义。这是学术的普适 性，也是博士标准的普适性。事实上，在欧洲，博士和教授头衔仍然意味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虽然高校的博士和教授们的经济收入也许只是社会平均水平、学 术生涯充满了竞争和不安定，博士生的奖学金也只有，却因其对知识的创造而维系着一个学术体制的活力和国家的竞争力。

所以，不难想见，尽管战争几乎毁灭了德国经济、纳粹的种族主义驱逐了无数学术大师，但在战后的德国，大师的生产并未中断，文化的坚韧依靠着大学和博士的培 养，帮助德国人民在战后开始反思，并且不断推动着大学自身的改革。继1970年代初教授建校的改革浪潮之后，最近，德国的大学学生和教授们又纷纷抗议美国 式的改革方案，要求保持传统教育模式下平等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完美结合。因为他们深信，在洪堡模式下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只有知识主体的自由和意志才是创造的 源泉，而非金钱或者权力。

因此，只有将教授们从官僚体制下解放出来，才可能将修良章等博士生解放出来，将无数海龟和土鳖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回归学术的本来——知识的创造和学术精英的再生产。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杭州的高校校长论坛上疾呼，是废除高校官本位体制、走教授治校道路的时候了！这大概是钱老遗问的最好答案吧。

读了一本泰国农村变化与小乘佛教关系的人类学报告，也是一篇博士论文。作为近年来很难得的走出去做人类田野的成果，自有其价值。不过，读到最后，发现了一个问题，从长篇的描述，也是作者特别强调的“描绘”研究法之后，极其缺乏中间环节的调查或社会科学的论证而轻率地得出了结论，关于国家和农村、精英和底层。

吴强(搜狐评论)

 第一次到柏林，旅游大巴从勃兰登堡门穿过，没有看到期望中的胜利女神，只有德国电信的巨幅广告包裹着正在维修的大门，“Kapitalismus! ”同行的西部青年愤怒地咒骂了一句。这是柏林给我留下的第一眼。夜幕中，当大巴驶入东柏林的街巷深处，景观与西柏林大相迥异，冷清的街道，似曾相识的住宅大楼，却灯火黯淡。其时，东西德的统一已经十年。

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垒和分界，曾经是柏林被一分为二、甚至被一堵混凝土高墙所封闭的理由。1961年8月13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东德政府在一天内，封闭了东西柏林间87个路口中的67个，并沿着苏控区和西柏林的分界线建起了一道封锁墙。当时只是临时性的12公里混凝土和137公里铁丝网，很快便加固为4米高的混凝土墙，以及116座了望塔、反坦克壕、自动射击系统和昼夜巡逻的边防 军。大概很少人知道，当初建造这堵墙的秘密计划的代号竟是“中国长城”。负责柏林墙计划也是后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的昂纳克，对东德人民宣称，这是为了防范资本主义的入侵，一如中土统治者修建长城抵御游牧民族。

这堵墙包围着西柏林，让西柏林成为一座孤岛，除了空中联系，仅有一条被严格限制时速的封闭高速公路连接西柏林和西德。而且，在东西德的边境线同样存在着一条封锁线。如果从空中鸟瞰，这条昔日的边境线依旧清晰可辨，因为几十年的封锁形成了一条横亘南北的生态线——绿带。

在柏林墙矗立的28年里，我们都知道，万恶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柏林人进入东柏林几乎不受限制，柏林墙限制的只不过是东德人民自己。而推倒柏林墙的力量甚至不是来自东德人民，而是来自这堵墙本身。就像登山家们的想法，费许多力气、冒着生命危险爬上高山，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山就在那里”。墙就是最好的象征，翻墙本身就是最难以压抑的自由意志。

无论东德人民过着多么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而且事实上东德的生活水平一直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高的，但在一堵墙面前无法不黯然失色。其中，最代表柏林自由世界、最富有柏林文化特质的，在我看来，并不是西柏林的博物馆岛、性商店，或统一后才建设的Sony中心，而是柏林的公社。

最早也是最有名的柏林公社莫过于1967年学生运动浪潮中成立的“一号公社”。与东德的强迫社会主义模式不同，最初位于弗雷格斯大街的一号公社是西柏林知识分子自发建立的生活共同体，试图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寻找乌托邦的现实可能，从生活、家庭和婚姻的层次改造资本主义。 “一号公社”代表着19世纪著名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的理想——志愿社会主义，也是空想社会主义以来与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平行的另一条道路。

只是，如此志愿社会主义模式与苏、东阵营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水火不容，绝无可能建立，那意味着对极权的颠覆。而资本主义内部的反叛和柏林墙一道孕育了60年代末浩浩荡荡的学生运动：苏联和东德对西柏林的封锁迫使德国联邦政府为增加西柏林人口而采取免除西柏林年青人兵役政策，吸引了大批反叛青年从西德聚居到西柏林。柏林墙因此既是斯大林主义极权体制的象征，也成为冷战的象征性暴力，无时不刻在激励着年轻一代起来造反、自我组织。

虽然“一号公社” 的寿命只有两年，1969年随学生运动的消退而告解散，但是在今天的柏林， 1980年代发生在东柏林的“霸占空屋”运动转为今天的许多“公社”，“公社”已经成为柏林的传统和文化标志，就像柏林街头形形色色、多元的俱乐部已经把柏林这个发达国家中居民收入最低、房租最低的首都变成了欧洲最有魅力的夜生活之都。在东区栗子大街77号公社里，所有房间都被拆掉了门锁，25名成员必须轮流在集体厨房贡献劳动。在著名的Köpi公社，2007年爆发了公社成员与地产开发商的战斗。对于柏林的公社社员来说，他们代表着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者，随时准备反抗世界上任何形式的墙。

在60年代学生运动高潮的十年后、柏林墙被推倒前两年，西柏林的学生们在1987年五一劳动节前夜的“女巫之夜”发动了12小时的街头暴动。尔后，这个“五一节暴动”成为柏林的革命惯例，延续至今，向人民提醒着各种形式不公正的存在和人民反抗的权利，而反抗权属于德国基本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之一。

若干年前的“五一”前夜，上百名西部地区赶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睡在洪堡大学的一所旧体育馆的地板上，突然遭到极右分子的袭击，值班同志挨个叫醒了沉睡中的每一个人，在黑暗中，我与大家安静、迅速地捆好睡袋、收拾完毕，从一处侧门撤了出去，在柏林东区的大街上熬过了下半夜。几天后，柏林爆发了社运团体与极右分子的街头冲突，而这一冲突只是一个月后热那亚行动的预演。在行动的意义上，柏林公社因而成为欧洲的社运圣地，吸引着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进步人士，柏林墙也再不仅仅象征着冷战和极权，而是人类社会所有不公正、压制自由的象征。

不久前德国联邦选举研究的一项调查表明，尽管57%的原东德人承认统一利大于弊，但是同时有62%认为东德社会要比现在更公平。这一态度并不只是退休老人对往日时光的回忆，或者失业者对现实的不满，而是柏林公社对社会正义和自由的不懈追求在激励着东部地区人民保持对资本主义的警惕。

柏林墙虽然倒塌了20年，但世界上仍然存在其他有形无形的“柏林墙”：朝鲜半岛沿“38线”韩国一侧非军事区内一条几百公里长的水泥墙，已经矗立几十 年；2003年以来，以色列不顾联合国决议，沿1967年占领线修建了隔离墙；印度从2002年开始在印巴边界铺设2900公里长、5公里宽的地雷区；在过去几年，伊朗政府费巨资从西门子和诺基亚引进技术和设备，建立了一座规模庞大的赛博防火墙……冷战虽然结束，柏林墙已成文物，但人类间的自由和交流却远未实现。

(推荐简明甫的Prost! Berliner Strassen ：正在诞生的乌托邦(三联2009))

静静的雪夜，
煮了一小锅南瓜汤，
暖和起来，
想起院中的流浪猫，
可找到了避寒的窝？

还有，还有，
多少被拐卖的儿童，为父母的痛，
多少缺乏叶酸的孕妇，产下万分十的畸形，
多少蝇蝇碌碌的劳工，只有愁苦。

经济似乎再度增长，
民生却仍痛苦，
喉咙仿佛扼住，
挣扎，挣扎，
雪夜般的静。

上月选战结束，终于到了新旧政府交接的时候了。昨天，德国新任外长自民党主席Westerwelle在外交部从社民党主席Steinmeier手中接过新职。尽管Westerwelle仍将乘坐德国联邦政府的一架破旧不堪的旧飞机满世界乱飞，这家飞机是多年前联邦政府便宜拍下的旧飞机，供总理和外长以及其他需要的内阁成员公干，有时机门都无法关上，家属登机还需掏比汉莎头等舱还贵的机票钱（这也是公众为什么很少看到梅克尔总理的先生同机出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一个时代结束了，将近十年的红绿外交路线面临着转折。Westerwelle对世界新秩序特别是中国的立场将是今后几年最值得注意的，也是中国内部自由派的希望所在。旧文曾述，这里不便展开。

德国之声的报道说，施泰因迈尔在简短的交接式上说，

"许多事情令我留恋，诸位的明智建议、经验和鼓励，有时它们对我来说非常必要，还有诸位的欢乐，也让我在本部门深受感染。我走了，但我并没有从世界上消失。衷心感谢大家。"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新老外长握手交接

施泰因迈尔还接着说，他这位昔日的外长如今已是联邦议院反对党-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而昔日的反对党领袖韦斯特韦勒则登上了外长的宝座。在过去4年 中，施泰因迈尔在国外总共度过406天。国外之行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乘坐为高层政治人物随时待命的旧飞机并非总是万无一失。有次，他甚至乘坐了一架连机门 都关不上的飞机飞往维也纳。新任外长吉多·韦斯特韦勒向施泰因迈尔表示感谢，感谢他近几天来的良好合作。

"您告诉我很多事情，告诉我您为何作出某些决定，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作出这些决定。但有些事情您对我始终避而不谈，比如有一次，您乘坐的飞机连门都无法关上。不过您现在才告诉我，这样也好。"

这位新外长继而严肃地说，德国的外交政策是联邦德国最有价值的宝贵财富之一。

"我们永远不能趾高气扬，不能搞特殊，而是应该意识到，只有与我们的伙伴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我们的政策才有望获得最大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小看自己，应始终意识到自己对国内、对其它国家所起的信号作用。"

早上上厕所，随手拿起10月号的读书杂志，读到财政部前部长项的访谈，差点乐翻了。项说，先吃饭再建设，优先保证吃饭财政。这个原则不假，TG的财政向来是吃饭财政。不过，项又因此说所以他的工作就是保证人民吃上饭。哈哈。

项耍滑头就罢了，把吃饭财政等同人民受益，而不是吃饭财政的本义即官僚薪资和事务开支，是官僚阶级的吃饭！连教师、警察、基层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保障也不在其列，更谈不上普通公民的财政受益，那才部分是项自己承认的最近20年来财政从吃饭财政向支出财政的转移。这里暂不追究恰是吃饭财政强化机制才直接导致政府机关事务性开支糜费，楼堂馆所建设不受约束，机构编制膨胀，滋生多少腐败！

读书居然堂而皇之登出这个讲话，实在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