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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气候政治系列评论之四）

哥本哈根会议是闹剧还是表演，失望还是满意，成功还是失败？历时13天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终于落幕，当万名与会代表如绿色和平执行干事长库米·奈都嘲讽的“如罪男罪女一般逃向机场”之后，却没有留下答案。联合国第15次气候变化会议究竟留给世人怎样的结果，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称“一个新的开始”，还是愈加失控的全球气候政治和随之而来的气候变化？一切都几乎湮没在大会含糊的文本和世界政客们闪烁的言辞之中。

如何认识这样一个近乎戏剧性的结果？回顾13天的会议进程，透过难产的会议文件本身，后哥本哈根时代在12月18日到19日的漫长黑夜里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到来了，变化已经开始。

首先，海岛国家和非洲集团的声音打破了僵局。与历届气候变化大会显著不同，哥本哈根会场内已经听不到太多非政府组织的声音，丹麦警察也在街头以暴力和大规模逮捕的方式对付要求气候正义的抗议者和施压团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个阵营的截然划分把会场气氛搞得死气沉沉，似乎在发达国家集团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可的矛盾，欧美提出的每年100亿美元补偿在77国集团主席卢姆巴-迪安平的反唇相讥之下似乎只够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棺材本”。

然而，最易受气候变化伤害的海岛国家和大部分非洲国家对气候变暖的怀疑论调、对围绕补偿额度多少的争吵、对什么是“共同而又区别的责任”的喋喋不休再也无法忍受。他们要求，当务之急是将防止气候变暖的承诺控制在1.5摄氏度，而不是两摄氏度。即使两摄氏度，对海岛和非洲国家来说，也是不可承受之轻。迅速采取行动、防止气候变暖，才是所有地球国家的共同责任。

随后，更引入注目的变化仍然来自 “77国集团”和所谓“发展中国家”阵营，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站了出来，表示主动承担减排责任和援助义务，打破了人为却过时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划分，也是京都议定书的原则性规定。在哥本哈根会议后半程，新兴经济体的排放和减排责任逐渐成为焦点，取代了前一周的话语主题即气候正义问题。作为美国之外的排放主体，新兴经济体的排放增加量成为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主要部分，如果不承担相应责任，显然无法达成气候变化控制在2摄氏度的目标。修改京都议定书的过时原则，将介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减排责任反映到新的公约之中，迅速成为会议共识，几个新兴经济体国家代表团的立场也随之改变，对中国坚持京都议定书的立场打击尤大。

巴西总统卢拉在周五的发言中表示，巴西愿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而且理解和支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关于体系透明化的主张，并反对大会仅以简单的“政治声明”结束的形式。韩国总统李明博也表示愿意由韩国主办1012年第18次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为推动气候政治做出贡献，这些新兴经济体的立场宣示，立即受到许多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家的高度赞扬，卢拉更被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称赞为“展现了全球领袖”的风范。

然而，当世界最大碳排放国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扰，即坚持“政治声明”而非有约束力的协议、坚持过时的京都议定书而非新兴经济体责任、坚持自愿减排而非可核查的透明度要求，激起了法国总统萨科齐和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的强烈指责，大会几乎就将在最后漫长一夜中如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事前不怀好意的预测中失败，美国代表团的努力改变了了大会进程，再次展现出全球领袖的地位。

周四，克林顿国务卿抵达哥本哈根，首次提出了增加发达国家援助总额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目标，挽救了大会几乎失败的命运。周五的最后一夜，奥巴马总统在演讲结束后与温家宝总理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私人会谈，然后积极斡旋，在25个主要国家的磋商未果之后，一方面与欧盟领袖们讨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与巴西、印度、南非和中国的领导们进行了最后的也是最为艰难的密室会谈，最终使得大会免于彻底失败，将达成约束性协议的任务留给了明年的墨西哥会议。

至此，虽然此次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虽然让几乎所有人失望，与中国代表团解振华“让所有人快乐”的承诺如南辕北辙，但是可以说，后哥本哈根会议的全球气候政治的新格局已经出现：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悄然瓦解，在欧盟之后，一向保守的美国与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一道，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政治新的并列领袖。巴西和德国等国早日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加速改革联合国的呼声再度高涨。发达国家之列的日本因其单独提出每年100亿美元援助并主动提高到150亿美元的姿态，大大增强了影响力。另一方面，哥本哈根会议未形成有约束力的决议其最大受害者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他们未能从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及时获得三年过渡期的援助。几乎所有的非政府组织也对会议结果抱以失望，对联合国框架内能否继续完成防止气候变化的使命感到怀疑。气候政治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版图。

而中国，在哥本哈根的最后一夜，象征性地在透明度问题上做出了轻微让步，愿意进行减排信息的“志愿交换”，也为避免大会的彻底失败做出了关键的贡献。但与各国对中国“可以做得更多”的期望相比，不能不说，变化已经开始，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第一次面临前所未有的孤立和空前压力。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全球气候政治趋势以及如何切实推动国内减排转型，特别是在接受还是拒绝国际社会对排放“透明度”要求的选择、是否接受全球气候政治呼之欲出的世界政府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削弱，将是未来一年内、墨西哥会议之前中国政府与社会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

在Newsweek上看到的对现实主义的精彩评论，一个针对奥巴马政府下民主价值低落的文章的评论。

那些国内的现实主义幻想家好好看看吧。

Posted By: misterharban @ 12/07/2009 10:10:49 AM

周末了，写点轻松话题，从瑞士军刀说起。在瑞士，一切跟军队沾边的似乎都代表着质量和传统，比如瑞士的传统军靴；也是时尚，我最喜欢的BOSS旗下的Strellson男装，就有一款经典外套，内衬是用退役的瑞士军毯改成，实用保暖还环保。

还有一款大大的有名，就是瑞士的军用自行车。不久前的Wetten dass节目中，一位瑞士军队自行车旅的士兵骑着一款1907年款的老爷爷级别的瑞士军车与一位职业场地自行车手同场竞赛，结果胜出，再次勾起了我对这款锰钢车的兴趣。从1891年瑞士军队开始使用自行车以来，自行车在瑞士军队服役百年，其中的1912年款最为有名，重量也大的惊人，有24公斤之多！现在已经被93年款的新型号代替，主要区别是增加了变速、更换了平直握把、降低了重量，仍然保留了原来的标志性牛皮座椅和车架包。

想当初，二战德军就有不少部队骑着这款车越过波兰边境，甚至穿过整个乌克兰。太平洋战争中的马来亚进军，日本军队也骑着车，估计是这款车的亲戚，进军新加坡。当时，他们拆掉了几乎融化的轮胎，咣咣铛铛地骑行在公路上，不仅超过了机动中的英军防御，而且吓得英军中的印度兵以为是日军的装甲部队开进。任何军队的装甲化、摩托化也无法提供完全的机动保障，自行车有其不可替代的机动优越性，特别适用小分队规模的山地和平原机动。瑞士军队现在保留了一个3000人规模的自行车旅，认为自行车快速、安静，而且“不需要汽油”。

看看吧，市面上的瑞士军车多为二战前服役的车子，下图是瑞士军队在使用93款进行小分队山地公路机动训练。

Dr.sc.pol.吴强

    南都气候问题论述之一

    在距哥本哈根会议召开的时间剩下不到两周的关键时刻，中国 政府抛出了第一份减排额度承诺，美国政府几乎同时也确认了17%的减排目标。至此，哥本哈根会议前夕两个态度尚不明朗，也是世界碳排放最多的两个大国终于 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尽管这一步还远远不能满足国际环保组织和环保先进国家的要求，但是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的希望也由此跃进了一大步。

    回 顾全球气候政治的发展，就是由无数类似的转折点构成，改变着人类社会对气候、生态和环境的认识，也改变了全球的政治版图。细数这些历史节点，可以发现全球 气候政治的起源、性质和趋势，有利于所有关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公民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坚定行动的信心。

    1962 ———美国女生物学家R achel Carson撰写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与她稍早在《纽约客》连载发表的内容一道，引发了美国本土的极大争议，批评 矛头直接指向危害环境的化工巨头和其他利益集团。随着《寂静的春天》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本书也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奠 定了随后暴风雨般来临的环境保护运动。

    1968———欧洲大陆掀起了学生运动的“五月风暴”，虽然运动在翌年即告消退，但是在反越 战的动员下，欧洲整整一代的学生和青年卷进了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要求改变物质主义的发展和福利国家体制对社会的控制，在20世纪70年代演变成以环 境运动为主体的新社会运动。

    1972———厄尔尼诺大爆发，秘鲁外海的鳀鱼大幅减产，鱼粉饲料价格上扬，抬高全球大豆价格；同时中 美洲、西非、印度、澳洲、中国和苏联都面临干旱，北美的小麦价格空前上涨，全球出现空前的粮食短缺，苏联被迫使用宝贵的外汇大量进口小麦，中国和美国开始 历史性和解，冷战从内部开始解体。

    同一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发表，引发爆炸性影响，世界陷入对高消耗、高消费、高排 放的增长模式的空前怀疑，任何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人类社会共同的危机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反思由此成为世界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议 题。当年底，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首次人类环境大会，会议现场的美国、日本和东道国瑞典是当时对环境保护态度最为积极的三个国家。

    1973———中东石油危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炮声和余烟中爆发，欧佩克组织实施了限产提价决定，从日本到北美，世界陷入了石油产品价格飙涨和短缺的巨大恐慌，全球经济也从此步入长达十几年的“滞涨”衰退，直到里根-撒切尔政府期间的复苏。

    1974 ———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资助和支持的欧洲最大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欧洲环境局”成立。拥有多达140多个欧洲环境组织会员的欧洲环境局成为布鲁塞尔最大 的环境游说组织，也成为连接欧洲环境运动与欧洲共同体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纽带，与其他环境组织如绿色和平、地球之友等一道，对欧洲环境政策的进步和实施发 挥了巨大作用。

    1979———美国三哩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引发北美和世界特别是环保组织对核电站及核安全的关注，与当年发生的撒切尔首相上台、伊朗革命爆发、邓小平上台共同构成了世界的转折。

    1983———美国的潘兴核导弹开始在德国的部署，引发德国大规模的反核示威。此后两年，欧洲的反核运动发展到高峰，街头示威事件创造历史最高水平，环境组织和参加者激增。

    1985 ———“五月风暴”革命中的积极分子尤西卡·菲舍尔继1982年加入刚刚成立的德国绿党、1983年成功竞选联邦议员之后，参与组阁德国黑森州第一届“红 绿”联盟政府，就任德国历史上第一位绿党籍州政府部长———环境部长。在州议会的就职仪式上，菲舍尔穿着牛仔裤和耐克球鞋从议长手中接过了委任书，这双球 鞋后来被波恩的德国联邦博物馆收藏，标志着欧洲环境运动由绿而党的转折点。

    1986———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方圆数千平方公里的居民被紧急疏散，随着放射性尘埃向西部和北部的扩散，整个欧洲陷入对核污染的恐慌之中，大肆改变河流走向、向海洋倾倒核废料、实行粗放生产模式、破坏生态环境的苏联帝国也开始摇摇欲坠。

    1992 ———联合国里约环境大会召开，180多个国家派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里约 环境与发展宣言》(即《地球宪章》)、《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并签署了联合国防止地球变暖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化 公约》两个公约。

    这次大会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全球性气候和环境大会，非政府组织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气候政 治的世界政治舞台，大会决议全盘接收了德国绿党的纲领和原则，即生态智慧、社会正义、参与民主和非暴力，建立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协商机制并产生了随后 即1997年的京都会议和《京都议定书》。今年12月7日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会议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第15次缔约方大会。

    2007 ———联合国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环境和气候大会，通过了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巴厘岛路线图”，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气候争端成为焦 点，各类非政府组织成为大会主角，欧洲展现其气候政治的强烈领导决心，全球气候政治开始展现取代石油地缘政治的势头。

    2009 ———在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主角仍然是力图主导全球气候政治进程的欧洲和各类非政府组织，大会力图通过一项2012年京都议定书过期之后对各国具 有约束力的一项公约。世界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美国和中国却是气候政治舞台上被聚光灯紧紧跟随的关注对象，所以这两个国家迟至大会召开的最后10天才各自匆 匆公布了保守的减排目标。

    而早在2008年的12月12日，欧盟各国首脑在布鲁塞尔达成了一揽子气候协定，并定下在2020年相对 1990年(而不是中国减排目标的2005基准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的目标，如果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能够达成一个全球气候协议，欧洲 还将将这一目标额度提高到30%。时任欧盟主席法国总统萨科奇称，“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大陆能够做到如此承诺”。

    从1962到 2012年的半个世纪，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终结并代之以哥本哈根会议可能通过新公约的生效期，从气候政治发展的上述历史节点不难看出，气候政治已经从 最初的环境运动发展为欧盟主导、全球公民社会参与、联合国框架内的全球性政治共识。尽管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补偿争议，但是一个崭新的世 界政治格局已经出现，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以任何借口避开或者无视这一新的政治潮流。

一边是对经济回暖的预期，一边是对过早乐观的警告。最近，持不同政见的德国经济学者们纷纷发表对这场经济危机的秋季预测。斯蒂芬·弗兰克（Stefan Frank），作为“悲观”经济学家的代表，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ARD）的新闻节目《每日新闻》（Tagesschau）采访时表示，德国的整体经济增 长还将回落5个百分点。而政府目前推行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对经济复兴将毫无益处。

     一个期盼已久的决定终于做出，温家宝总理今天宣布了国务院办公会议的决定：中国政府承诺在2020年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至2005年排放量40-45%，这一目标将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约束。无疑，就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宣示将大大提升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得分，也有助于哥本哈根会议最终取得成功。

     不过，这一主张并不是一个“自主性决定”。世界气候政治的潮流浩浩荡荡，非到最后一刻，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特别是中国外交和内政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不奇怪，在气候政治议题上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落差早已有之，不仅外交部门、气候和环境专家、国际政治学界存在着认知差距，而且民间、知识分子和经济界亦然，甚至可以追溯到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第一次气候会议。外交学院的老教授宫少朋先生日前回忆到，当时，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的中国政府拟出的代表团名单多为工程师，被会议组织者婉拒；再拟，派出一批医生，再拒；周总理不得不亲自干预，最后以计委的干部代表成行。

     今天，认知的落差并没有消除。全民对气候变暖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单纯科学主义的层次，以为气候变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只是一个说服力存疑的科学假说，更无法通过亲身体验予以证实。学界与政府决策机构对全球气候政治的认识也停留在经济发展、历史责任和国家主权等关联议题，对气候政治所蕴含的全球政治格局调整和减碳经济所意味的内部社会经济政治关系调整懵然不察。

     于是，我们看到，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日益迫近，一方面欧洲政客四处游说，法国气候特使也于26日飞抵北京，多家国际组织密集组织气候变化讨论，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明确表示支持减排立场，丹麦首相决然声称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准备“B方案”；另一方面，中原大地再次陷入连日的尘雾之中，相关政府部门和智库仍然纠缠于排放的历史责任问题，寄希望美国的保守立场，抱着哥本哈根会议流产的心态，仿佛全球气候政治舞台上的聚光灯会突然坏掉。

     这样的鸵鸟心态既脱离世界气候政治潮流太远，也无助于中国承担“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与同时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应尽的责任，所以，有必要重新认识全球气候政治的若干基本问题。

     第一，气候政治是基于对气候变化的哲学认识，而非单纯基于若干科学假说。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话说，是关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极高不确定性，无法用概率来计算。这一不确定性超出了直接或间接经验的认识——对全球变暖的怀疑论者因为其方法论基础仍然停留在经验主义，而拒绝考虑气候变化对人类环境和生存引致的巨大不确定性。而造成如此不确定性的罪魁是今天的世界市场和全球民主体制的系统性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资本主义所驱动的过分消费和利益集团对民主的绑架的结果。比如美国人均排放二氧化碳大约20吨，仍居世界第一，其国内强烈的反对哥本哈根会议的声音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如出一辙，都出自强大利益集团的私利，却以国家主权的幌子遮遮掩掩。

     第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立场必须坚持。碳排放超过年500万吨的国家主要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如巴西、印度、沙特、南非、韩国、印尼、伊朗、墨西哥和波兰等，但很大程度是发达国家输出碳排放的结果，这是个不争事实。但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其碳排放增加值占据了世界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部分，其中固然有作为世界工厂的碳排放输入效应，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高碳排放的实质却是中国高碳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严重依赖粗放和低效率的能源生产和使用，工业生产和采暖也严重依赖地球最有效率的碳吸收物质——煤炭。而在欧洲主张的世界气候新政框架中，集中生产本身就负有集中有效管理碳排放的国际责任；更重要的，碳排放的继续增加所造成的气候变暖将可能引发发展中国家的饥荒和内乱，发展中国家恰恰是气候变暖最容易的受害者。因此，无论如何强调中国节制碳排放的国际责任都与“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定位不矛盾。

     第三，碳排放的历史责任问题必须强调，但是，所谓历史责任的认知已经包含了“赶英超美”的既定逻辑，造成盲目追求GDP指标、忽视环境保护和低碳发展模式，忽视人和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有违“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对每一个生活在环境恶化的中国公民来说，继续容忍高污染和高排放及其扩散，就意味着对他人、对子孙后代、对人类社会的持续伤害，这也许才是比单纯争论所谓国际间历史责任更为迫切、更为现实的国民的历史责任吧。

     所幸的是，哥本哈根会议的到来使得我们可能重新认识气候变化的意义，我们今天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怎样通过共同防止气候变暖来实现“和谐世界”的转折点。如果说全球金融危机让全世界意识到加强全球共同监管金融、推广欧洲式银行监管制度的必要性，那么，气候变暖就是另一个加强全球共同监管碳排放、建立全球碳排放管理组织甚至世界政府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共同努力推动哥本哈根会议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成果，有助于我们改变经济模式、提高生活质量、实现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统一。

社运十年来，中国的社运样式已经随城市规模和政治形态发生了分化，而且到目前为止相当的稳定，即小城市（包括县城、地级市和三线城市）社运通常以街头激烈抗争的形式爆发，比如浙江丽水污染、贵州瓮安俯卧撑、湖北石首抢尸、江苏吴江抗议垃圾焚烧厂等等，而大城市的社运通常较有组织，酝酿期长，最后通常以大规模和平示威的方式表达，如厦门反PX，上海反磁悬浮、广州反垃圾焚烧厂。

想想昨天乌有之乡的一些访民听众拒绝融入或参与公民社会，动辄采取激烈手段，固然可敬，却也忽视了一个建设性选项。而当局，则以同样手法对待，更无视社会发展。

下午到乌有之乡演讲，抱着对乌有之乡的好奇而去，大谈欧洲左派政治，不曾想，听众居然是一帮乌合之众，一口一个国家，却连公民都不敢担当，害怕志愿者，害怕结社，害怕。。。。。。

分明是地道的极右民粹分子嘛。

汇报今天的一篇文章很搞，左派党的领导：Stasi和拉芳丹之间。虽然右派的FAZ一向以攻击左派党为能事，不过，这篇报道还真有趣，也道出了一个穿越共产国家转型的重要特质，或者说谁在主导转型，安全精英还是民主派。

汇报的这篇报道指左派党勃兰登堡党部主委Thomas Nord和州议会党团负责人Kerstin Kaiser都是前Stasi情报员（IM）。著名的左派党领袖也是原PDS党魁吉斯早已被曝同样曾为Stasi情报员，这下子，FAZ问道：这个党的东部干部中到底有多少人都是前东德情报人员？左派党似乎已经成了社民党左派和前东德情报人员的合作阵营了。哈哈。

我相信，很多。虽然大多数前东德政府官员包括Stasi特工被排除在今天的德国政治生活外，曾经多达40万的情报员却可能是德东地区民主化转型后最为活跃的一个政治群体，即使梅克尔这样89前后的自由分子也曾有非常可疑的情报员身份，有照片显示1980年左右她曾以团的积极分子身份参与监视东德著名异议人士、物理学家哈夫曼，她在1984-1986年期间的同居男友辛德海姆也是一位已经被确认的人民情报员，他们最初是在苏联结识的。

当年的情报员成为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精英来源，这一自然演变非常之有趣，与克格勃特工普京为什么能当上俄罗斯总统几乎如出一辙。区别只是去共化的程度不同，俄罗斯完全没有剥夺前共党干部的政治权力，前政治精英摇身一变依旧主掌着俄罗斯的民主转型政权；而德国采取了和解政策下的甄别，前共党干部并未如战后的去纳粹运动那样被彻底清洗，甄别之后公职机构保留了大概30-50%的原共党干部甚至安全官员，尽管如此，剩下多达40万的情报员就成为德东地区最富政治意识和行动能力的一个政治群体了。

东德极权统治下公民生活的去政治化阉割了普通公民的政治冲动和参政意识，直至今天我们仍然能在大多数东欧国家观察到公民普遍政治冷漠的恶果，极权统治下人民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竟然只剩下作为党的积极分子而兼任情报员，从监视与汇报的过程中被训练也体验了政治生活中最为肮脏的部分。在民主化条件下，极权政治所培养的政治敏锐和沟通技巧却帮助了这一群体蜕变为转型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对权力和动员有着超出民主分子更强的能力，比如在捷克，这些党的积极分子在后来的竞选中把哈维尔打的落花流水。

只要他们的身份不被暴露，政治生命就会因为参与民主转型而继续。规模庞大的东德情报员的登记卡在统一之前被紧急撕毁，碎片却整齐保存下来，但需借助先进的扫描识别软件拼接慢慢复原而辨认出来，吉斯就是这样暴露的。这一过程可能需要耗时数十年，几乎无损整个情报员群体，即使暴露，也止是一桩容易被轻描淡写的历史丑闻，或者在和解的背景下获得原谅。

不过，也因此，中国当下的民主转型也现出一丝另类的道路迹象：转型早已展开，政治竞争早已不在所谓党内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或者所谓的党和公民团体的协商之间，而在壮大的民主派和同样加强了的安全机构之间，抗争和监视成为民主转型的主旋律。

上周接受采访时对胡奥会面的基调判定为 “值得期待，但没有必要过分期望”。果然，昨晚晚宴加今早一上午的会谈之后，记者会中胡只提双方存在共同利益，没有共识，奥巴马重申普世价值值得赞一个。结论，双方交集存在于朝核、核不扩散和裁军、清洁能源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在汇率和气候问题上显然存在巨大分歧。

奥巴毛已经上台近一年了，美国内外政策都在调整，在运用美国的smart power， 中国却仍然沉浸在小布什任内的和谐幻觉中，没有及时作出调整，内外皆无，僵硬无比。奥胡会后，新冷战终究不可避免了。哥本哈根会议的前景也黯淡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