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K

吴强

 第一次到柏林，旅游大巴从勃兰登堡门穿过，没有看到期望中的胜利女神，只有德国电信的巨幅广告包裹着正在维修的大门，“Kapitalismus! ”同行的西部青年愤怒地咒骂了一句。这是柏林给我留下的第一眼。夜幕中，当大巴驶入东柏林的街巷深处，景观与西柏林大相迥异，冷清的街道，似曾相识的住宅大楼，却灯火黯淡。其时，东西德的统一已经十年。

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垒和分界，曾经是柏林被一分为二、甚至被一堵混凝土高墙所封闭的理由。1961年8月13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东德政府在一天内，封闭了东西柏林间87个路口中的67个，并沿着苏控区和西柏林的分界线建起了一道封锁墙。当时只是临时性的12公里混凝土和137公里铁丝网，很快便加固为4米高的混凝土墙，以及116座了望塔、反坦克壕、自动射击系统和昼夜巡逻的边防 军。大概很少人知道，当初建造这堵墙的秘密计划的代号竟是“中国长城”。负责柏林墙计划也是后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的昂纳克，对东德人民宣称，这是为了防范资本主义的入侵，一如中土统治者修建长城抵御游牧民族。

这堵墙包围着西柏林，让西柏林成为一座孤岛，除了空中联系，仅有一条被严格限制时速的封闭高速公路连接西柏林和西德。而且，在东西德的边境线同样存在着一条封锁线。如果从空中鸟瞰，这条昔日的边境线依旧清晰可辨，因为几十年的封锁形成了一条横亘南北的生态线——绿带。

在柏林墙矗立的28年里，我们都知道，万恶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柏林人进入东柏林几乎不受限制，柏林墙限制的只不过是东德人民自己。而推倒柏林墙的力量甚至不是来自东德人民，而是来自这堵墙本身。就像登山家们的想法，费许多力气、冒着生命危险爬上高山，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山就在那里”。墙就是最好的象征，翻墙本身就是最难以压抑的自由意志。

无论东德人民过着多么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而且事实上东德的生活水平一直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高的，但在一堵墙面前无法不黯然失色。其中，最代表柏林自由世界、最富有柏林文化特质的，在我看来，并不是西柏林的博物馆岛、性商店，或统一后才建设的Sony中心，而是柏林的公社。

最早也是最有名的柏林公社莫过于1967年学生运动浪潮中成立的“一号公社”。与东德的强迫社会主义模式不同，最初位于弗雷格斯大街的一号公社是西柏林知识分子自发建立的生活共同体，试图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寻找乌托邦的现实可能，从生活、家庭和婚姻的层次改造资本主义。 “一号公社”代表着19世纪著名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的理想——志愿社会主义，也是空想社会主义以来与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平行的另一条道路。

只是，如此志愿社会主义模式与苏、东阵营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水火不容，绝无可能建立，那意味着对极权的颠覆。而资本主义内部的反叛和柏林墙一道孕育了60年代末浩浩荡荡的学生运动：苏联和东德对西柏林的封锁迫使德国联邦政府为增加西柏林人口而采取免除西柏林年青人兵役政策，吸引了大批反叛青年从西德聚居到西柏林。柏林墙因此既是斯大林主义极权体制的象征，也成为冷战的象征性暴力，无时不刻在激励着年轻一代起来造反、自我组织。

虽然“一号公社” 的寿命只有两年，1969年随学生运动的消退而告解散，但是在今天的柏林， 1980年代发生在东柏林的“霸占空屋”运动转为今天的许多“公社”，“公社”已经成为柏林的传统和文化标志，就像柏林街头形形色色、多元的俱乐部已经把柏林这个发达国家中居民收入最低、房租最低的首都变成了欧洲最有魅力的夜生活之都。在东区栗子大街77号公社里，所有房间都被拆掉了门锁，25名成员必须轮流在集体厨房贡献劳动。在著名的Köpi公社，2007年爆发了公社成员与地产开发商的战斗。对于柏林的公社社员来说，他们代表着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者，随时准备反抗世界上任何形式的墙。

在60年代学生运动高潮的十年后、柏林墙被推倒前两年，西柏林的学生们在1987年五一劳动节前夜的“女巫之夜”发动了12小时的街头暴动。尔后，这个“五一节暴动”成为柏林的革命惯例，延续至今，向人民提醒着各种形式不公正的存在和人民反抗的权利，而反抗权属于德国基本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之一。

若干年前的“五一”前夜，上百名西部地区赶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睡在洪堡大学的一所旧体育馆的地板上，突然遭到极右分子的袭击，值班同志挨个叫醒了沉睡中的每一个人，在黑暗中，我与大家安静、迅速地捆好睡袋、收拾完毕，从一处侧门撤了出去，在柏林东区的大街上熬过了下半夜。几天后，柏林爆发了社运团体与极右分子的街头冲突，而这一冲突只是一个月后热那亚行动的预演。在行动的意义上，柏林公社因而成为欧洲的社运圣地，吸引着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进步人士，柏林墙也再不仅仅象征着冷战和极权，而是人类社会所有不公正、压制自由的象征。

不久前德国联邦选举研究的一项调查表明，尽管57%的原东德人承认统一利大于弊，但是同时有62%认为东德社会要比现在更公平。这一态度并不只是退休老人对往日时光的回忆，或者失业者对现实的不满，而是柏林公社对社会正义和自由的不懈追求在激励着东部地区人民保持对资本主义的警惕。

柏林墙虽然倒塌了20年，但世界上仍然存在其他有形无形的“柏林墙”：朝鲜半岛沿“38线”韩国一侧非军事区内一条几百公里长的水泥墙，已经矗立几十 年；2003年以来，以色列不顾联合国决议，沿1967年占领线修建了隔离墙；印度从2002年开始在印巴边界铺设2900公里长、5公里宽的地雷区；在过去几年，伊朗政府费巨资从西门子和诺基亚引进技术和设备，建立了一座规模庞大的赛博防火墙……冷战虽然结束，柏林墙已成文物，但人类间的自由和交流却远未实现。

(推荐简明甫的Prost! Berliner Strassen ：正在诞生的乌托邦(三联2009))

静静的雪夜，
煮了一小锅南瓜汤，
暖和起来，
想起院中的流浪猫，
可找到了避寒的窝？

还有，还有，
多少被拐卖的儿童，为父母的痛，
多少缺乏叶酸的孕妇，产下万分十的畸形，
多少蝇蝇碌碌的劳工，只有愁苦。

经济似乎再度增长，
民生却仍痛苦，
喉咙仿佛扼住，
挣扎，挣扎，
雪夜般的静。

上月选战结束，终于到了新旧政府交接的时候了。昨天，德国新任外长自民党主席Westerwelle在外交部从社民党主席Steinmeier手中接过新职。尽管Westerwelle仍将乘坐德国联邦政府的一架破旧不堪的旧飞机满世界乱飞，这家飞机是多年前联邦政府便宜拍下的旧飞机，供总理和外长以及其他需要的内阁成员公干，有时机门都无法关上，家属登机还需掏比汉莎头等舱还贵的机票钱（这也是公众为什么很少看到梅克尔总理的先生同机出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一个时代结束了，将近十年的红绿外交路线面临着转折。Westerwelle对世界新秩序特别是中国的立场将是今后几年最值得注意的，也是中国内部自由派的希望所在。旧文曾述，这里不便展开。

德国之声的报道说，施泰因迈尔在简短的交接式上说，

"许多事情令我留恋，诸位的明智建议、经验和鼓励，有时它们对我来说非常必要，还有诸位的欢乐，也让我在本部门深受感染。我走了，但我并没有从世界上消失。衷心感谢大家。"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新老外长握手交接

施泰因迈尔还接着说，他这位昔日的外长如今已是联邦议院反对党-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而昔日的反对党领袖韦斯特韦勒则登上了外长的宝座。在过去4年 中，施泰因迈尔在国外总共度过406天。国外之行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乘坐为高层政治人物随时待命的旧飞机并非总是万无一失。有次，他甚至乘坐了一架连机门 都关不上的飞机飞往维也纳。新任外长吉多·韦斯特韦勒向施泰因迈尔表示感谢，感谢他近几天来的良好合作。

"您告诉我很多事情，告诉我您为何作出某些决定，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作出这些决定。但有些事情您对我始终避而不谈，比如有一次，您乘坐的飞机连门都无法关上。不过您现在才告诉我，这样也好。"

这位新外长继而严肃地说，德国的外交政策是联邦德国最有价值的宝贵财富之一。

"我们永远不能趾高气扬，不能搞特殊，而是应该意识到，只有与我们的伙伴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我们的政策才有望获得最大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小看自己，应始终意识到自己对国内、对其它国家所起的信号作用。"

早上上厕所，随手拿起10月号的读书杂志，读到财政部前部长项的访谈，差点乐翻了。项说，先吃饭再建设，优先保证吃饭财政。这个原则不假，TG的财政向来是吃饭财政。不过，项又因此说所以他的工作就是保证人民吃上饭。哈哈。

项耍滑头就罢了，把吃饭财政等同人民受益，而不是吃饭财政的本义即官僚薪资和事务开支，是官僚阶级的吃饭！连教师、警察、基层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保障也不在其列，更谈不上普通公民的财政受益，那才部分是项自己承认的最近20年来财政从吃饭财政向支出财政的转移。这里暂不追究恰是吃饭财政强化机制才直接导致政府机关事务性开支糜费，楼堂馆所建设不受约束，机构编制膨胀，滋生多少腐败！

读书居然堂而皇之登出这个讲话，实在贻笑大方。

一个职业记者最重要的是保持在新闻现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假说，这是学术的在场。两者都需要不间断的思考和考察，却要求不同的行动方式，可能交叉，却难以重合。记者行使的报道权利是公民表达权的延伸，其专业性只是在于记者的在场，为公民代理表达。学者的在场性亦然，公民的普遍学者化也完全可能，就像公民记者，区别只是因为职业分工，公民的新闻在场性是偶然的，公民的学术思考也是缺乏严格训练的。

在职业的劳动分工基础上或可理解国家的意义，即权力的代表的职业化(帕森斯大概是最早研究职业化问题及其中产阶级的基础)。但是民主国家是一个不断扩展的政治过程，从代表过程到协商过程，可能经历过暴力和资本的密集化，却未必必然具垄断性，而需适应政治过程的扩展，这一过程中，权力代表也经历了逐渐职业化的演变，民主才从广场民主的直接民主逐渐演变为代议民主，然后是对代议民主的逐渐完善，直到今天代议民主向广泛参与民主的回归。

私刑或是一个很好的反例。当年美国南方私刑泛滥是这个国家的构成不包含黑人，却建立在白人公民基础上，西部的私刑则是国家/公民拓展边疆的产物，即西部精神所反映的，此时暴力的边界等于国家的边界，所谓国家的诞生。而国家还是不断诞生的，是地方性的，是公民认同的。哪怕3K党视野的国家，也具有正当性，而需要更强力的国家来节制，也可反证国家的扩展与意愿有关，最好的方式是经常受到选举的检验，政客的职业化也就不可避免。

今日中国之国家之权力代表是非职业化的，权力行使是大会式的，权力代表不在权力的现场，国家的边界也因此可判断是模糊的。执法机构因而代替了权力，却因授受模糊而公器私用。地方的沦陷或被豪强把持已非三日之寒，国家已经被官僚把持，缺乏正当权力代表。无数的孙志刚案和上海倒钩案，已经表明国家机器的私刑化。近日重庆、浙江等地街头的私刑，因此可知是国家在场缺失所致，而民众模仿国家暴力的私刑化，延伸到受侵犯的现场。当公民生活中没有国家的存在，不仅侵害发生时国家的执法机构不在场，且人民普遍相信伤害发生之后国家极可能仍然不在正义的现场，对独立依法裁决的信任缺失，受害者只能邀请在场的公民以私刑的方式裁决和执行。这是国家认同的混乱，也是国家的混乱。

因为记着要买10月号的开放时代，顺便赶着龙应台的新书发表会跑了趟三联书店。新书会上媒体很多，也几乎全是龙一个人的表演，主办方竟不知找一位名家朗诵，龙只能从场上现招两个志愿者，很煞风景。而龙翻来覆去的，固然是国人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德国的、台湾的，因为龙的亲身经历而聊有兴味，无一不与当下、在场每位的生活情境形成反差，却仍然限于反差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反差。当听到龙先生反复解释葡萄柚不是大家想象的普通柚子的时候，我终于走了。

幸好，虽然已经买了不少书，这一走，忍不住再逛一圈，发现了洛维特的纳粹上台前后的生活回忆。也许好久没有读中文书的缘故，虽然是译本，竟然在回程的公车上不知不觉读去了大半。同样是平淡的回忆和琐事，却因为发生在一个历史的转折，而时时事事印证着当下的历史，那就是虚无。

一个虚无的时代，而产生虚无和存在的哲学，这些哲学除了玩弄时代和精神的论调之外，最多止有为战争帮腔的意义，所谓海德格尔的“勇敢的面对害怕”而冲向波兰。连龙先生的新书和故事，生发于虚无之后的欧洲反思时代，当身处大江大海，竟也无法摆脱虚无的笼罩，不敢指向那个每个人、和智识的困境。现场无数的记者和媒体也不能，最多又是一个“勇敢地面对害怕”。数日前旁听的一场新兴中产阶级们自身的讨论，更是将这种洛维特笔下的中产阶级的“勇敢的害怕”表露无遗。高校教师们、海龟们接二连三地跳楼投江，也是这种“勇敢的害怕”吧。

在虚无之下，一切的谈论也许都是无意义和不道德的。

（曾经的圣经，无妨再读一遍。除了启示录一般的隐喻，人和大自然关系中仿佛天然的生命和自由意志，是抗争永远的力量源泉。难怪巴德尔在狱中居然用这本白鲸作为传递消息的密码本。）

美国浪漫主义文学(1820-1860)：小说类

Kathryn VanSpanck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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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鲸》被称为“天然史诗”。作品以恢宏的气魄对原始自然背景下的人类精神进行了戏剧化描述，因为其中包含了猎人的神话、探知的主题、伊甸园岛屿的 象征主义、积极对待前科技时代人类的态度、对重拾生命的追求等。法国作家和政治家亚历克西·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在1835年的《美国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预言，美国的民主制度势必催动这个主题在美国升腾：

人类，超然于所在国家和时代的个人，站在大自然和上帝面前，满怀热诚又心存疑虑，具有罕见的特质，也饱尝难以想象的苦难，其命运将成为(美国)诗歌首选的主题，即使不是惟一的主题。

托克维尔推想，在民主制度下，文学将着重探索 “人类内心深藏的非物质特性”，不再纠缠于阶级和地位等外部或表面特征。当然，《白鲸》和《泰比》都属于这类作品，《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和《沃尔登湖》（Walden）也是如此。这类作品讴歌大自然，以牧歌的形式颠覆了以社会阶层为特征的城市文明。

被墙的日子，感觉就好像80年代的东德，不知道哪天睡觉醒来，窗外的卡尔马克思大街的街牌会被摘掉，这样的日子真不知道是幸福还是忧郁，谁又知道睡着以后会发生什么呢？这大概算得上无知的幸福，哪怕第二天醒来发现躺在一处浮冰上，这似乎也是80年代苏联官僚的普遍想法，也很合乎TG农民党的一贯特色，每日大鱼大肉，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尽管如此，在墙内，还是努力地穿梭，越过形形色色的篱笆，思想的篱笆或者知识的牢笼，有许多新的发现，也很刺激。

最近的生活工作学习研究的四合一，就在这样的墙内的越界中度过，一个个场子窜，当然不比《小世界》(little world)里的以学术会议为乐，却因为越界的快感，就像翻墙本身，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多的快感来源了。

这堵墙，因此为墙内不翻墙和翻墙的两类人，即墙内的几乎所有人，同时分别制造着莫名的幸福感和快感，实在居功至伟，社会稳定之基础啊。

可怜的是那些想翻却翻不过去的。可见，快感还是不能寄托在墙本身，而是有墙可翻然后翻墙的技巧。这才是翻墙时代的主体性，相对所谓墙内的幸福而言的快乐。那是什么，就是王小波描绘的1970年代特立独行遁迹山中的猪们，是反抗的动力根源。

（给周末画报564期的短稿，深度稿见这月思想库报告）

德国大选：社民党出局，政坛注新水

Dr. 吴强，秦戈 (发自慕尼黑)

刚过去的周日，德国大选秀上演。18点一过，随着票箱封闭，专业机构在各投票现场调查投票人得出的预测数据跳出屏幕。如同每一次，几家欢乐几家愁，只是这一回，坚持了十一年的红色政治图景一夜间变色，德国最古老的议会政党社会民主党退出联合政府。而联盟党与本次选举黑马自民党组成的黄黑联盟获得半数以上席位，女总理默克尔得以连任。

有史以来最低迷的选举

这是本届联合政府的两个大党自二战以来最差的选情，也是有史以来最提不起选民兴趣的选举。尽管选前一周，各大公法与私营电视台密集播出由名人出演的选举公益广告——“Geh Waehlen(去选举)！”演艺界名人纷纷现身说法，本次的投票率仍然创下了历史新低， 71.2%，而在四年前，这个数字还是77.5%。“6%的人怕是醉倒在慕尼黑啤酒节了”，有人戏言道。

选民在流失，两个大党得票大幅跳水，跌入历史最差和第二差成绩。相反，在野的三个小党均有斩获，都跳上10%的得票台阶。连续执政11年的社会民主党(SPD)成为本次选举的最大输家，仅得到23%选票，比上届的33%滑落了整整10%选票。结果是自1998年施罗德当选以来，德国最老的议会政党社会民主党退出内阁，再度沦为在野党。

社民党退出政府，她与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组成的红黑联合政府也走向终结。尽管联盟党以得票率33.8%创下了该党自联邦德国建国60年来倒数第二差记录，却保住了执政位置。曾经是联盟党的多年执政搭档的德国自由民主党（FDP）成为大选最大赢家，以14.7%的历史最高票，与联盟党共赢得议会625席中的过半席位，携手组成新的黑黄联合政府。

僵化分裂，社民党式微

内苦分裂，外遭排挤，这是德国社民党近年来的真实写照。上世纪末在全欧洲的“第三条道路”热潮中，1998年社民党在施罗德领导下战胜科尔，曾获得40.9%、超过两千万张选票。但此后每况愈下，十一年后的今天只剩下一千万余。十一年前支持社民党的选民中，一部分倒向联盟党，一百多万流向左派党，另有186万支持者弃选。大联盟政府之下，政治陷入僵化，社民党的改革路线也日益黯淡，内部早已分崩离析。

打击最厉害的来自原为社民党元老的拉芳丹，他在2004年宣布退出社民党，将社民党内左派和前身原东德共产党的民主社会党(PDS)合并组建为的左派党（die Linke），并成功的在短短的5年间，吸引了东部的怀旧老人、失业者、非熟练工人和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底层群众，成长为有12%选票支持的第四大党。

同时，社民党的传统票仓却在流失。随着传统工业区失业率增加，长期作为政治同盟的德国工会从上届政府开始就与社民党貌合神离，怨言颇多。本次大选前，围绕欧宝汽车的破产收购案，社民党在联合政府内未能主导政策，再次令工会失望。作为传统的社民党大本营的北威州，投给社民党的选票竟然只有27%，而在四年前是39%。同样，社民党在青年选民中也失去了半壁江山，30岁以下的选民中只有17%选了SPD，比四年前跳水一半。就在选前一个月，黑森州的几个社民党干部甚至另组新党，表达了对社民党路线的不满。

社民党的这一分裂让人回想起上世纪20年代，情形何其相似。当时新兴的德国共产党赢得了非熟练工人和失业者的支持，而社民党的支持者只有熟练工人及工会，左派的分裂最终为极端右派的上台贡献了空间。

2005年选举中，社民党以施罗德退出内阁的代价，与竞争对手联盟党结成了黑红大联合政府。随着联盟党女强人默克尔的逐渐强势上位，社民党面目越发模糊，路线摇摆，政客形象僵化。选前的多次民调已经显示，社民党正在跌入历史的最低谷。

前面路障向右转

选举政治资深专家、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教授Korte对此分析，导致社民党的失败，一是经济危机，二是失败的红黑大联合政府及其施政方针。对于吵吵闹闹的红黑联合政府，选民们逐渐失去了耐心和信心，他们需要一个更稳定的政府，更有效的经济政策，以面对当前水深火热的经济危机。

反观自民党，过去八年来的转型终于见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青白领和新经济受益者的支持，这些德国经济和社会的新鲜血液早已不满两大政党的僵化保守，不满越来越高的税收负担，不满两党轮流执政甚至联合执政对小党派政治资源和政治主张的挤压。自民党在本次选战中推出了明确清新的纲领，号召经济自由、减税、和改变，“yes, we can change“奥巴马式的口号，给对大联合政府彻底失望的中间选民带来了希望。

 “自然界中，黑黄相间的大黄蜂最毒。”这虽是选战中反对党的相向恶语，但也不无引申意义。黑色代表联盟党，黄色代表自民党，因此由联盟党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新一届政府简称黑黄联合政府。德国政权的更迭，对未来中德关系势必造成相应的变动。最大的变数来自本次选举最大赢家，自民党主席威斯特维勒（Westerwelle）。尽管以同性恋的身份备受争议，这位48岁的少壮派政客思维活跃，口才出色，惯于在争议中坚持不同于联盟党和社民党的自由主义道路。通过本次竞选，威斯特维勒实现了进入内阁的竞选目标，开始对选前他期望的德国外交部长职位，跃跃欲试。

可以想见，当威斯特维勒以年轻、活跃的形象跃然于国际社会面前之时，也是科尔政府以来、施罗德政府继承的与中国亲密合作、经济先行路线的终结。在本届社民党与联盟党联合执政期间，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已经相对强硬，欧洲价值被优先考虑；而未来黑黄联合政府期间，自民党对外交政策的主导势必延续自民党的外交理念，即对中国内部自由主义改革力量的支持，并利用自民党与达赖等政治势力的联络管道，更积极地卷入中国内部事务的调停。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