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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19 体育和政治之二:奥运民族主义和刘翔的退出 中国代表队已获39块金牌,超过上届,有望取得金牌数第一。这当然是中国奥运外交自火炬接力以来的大逆转,北京当局借奥运振兴民族主义的目标已经实现。只是金牌数似乎太多,已经有人开始担心如此出头太过张扬,不够韬光养晦,虚火太旺会烧坏的。 回顾奥林匹克的历史,古希腊的奥运会,本来是宗教仪式的世俗化,就像南美印第安人的足球,原来就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不过,竞赛项目,却是来自军事,田径 比赛都是军事体能的测验,赛跑,标枪,还有马拉松。所以,火炬到处,即休兵之时,大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味道。这样的古希腊各国公民的和平竞赛,已经很有现 代民族国家竞争即现代奥林匹克的意思,当然无法为古希腊联邦之外的野蛮民族所容忍,在公元四世纪后湮没了,中世纪也就开始了。 现代奥林匹克,已经完全是现代主义、国族主义也就是民族国家的产物了。顾拜旦创立发起现代奥林匹克,也就很有些百年和平的梦想,以为奥林匹克能够成为民族国家的一个替代性角斗场,舒缓民族 国家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然后,我们可以见到现代主义也是民族主义的顶峰——1936年代柏林奥运会和随 后的二次大战;也可以再从1972年的慕尼黑和1980年代莫斯科,看到民族主义冲突的余波和现代主义极权的演出。现在,冷战结束后近20年,当然不再有人把奥运火炬当作圣火,所以“圣火”所到之处成了抗议场、奥运开幕也变成格鲁吉亚的进攻日。 而中国的奥运史,当然,更是一部民族主义的变迁史,民族主义话语、霸权的变迁史,与民族主义悲情紧密相连。而我们知道,大凡宣传造就的集体屈辱感都是一种 移情,籍想象之苦难,忽视当前之痛楚,而与个人之实际屈辱分别,后者迫于直接外力使自身行动向伦理之屈让。宣传则遮蔽直接暴力,而建构集体之苦难行军,令 个人行动服从于集体伦理,即威权的意识形态。在这意义上,奥运正是中国百年来的一个民族主义符号。其参与、金牌多少不仅关乎民族主义,而且关乎民族主义政 体之合法性多寡。 那么,回顾一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驱逐鞑虏。同盟会和国民党作为民族主义的先驱,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也开始参 加现代奥运。体育在民族主义的20世纪上半叶,作为西化教育的一部分,是国民教育、西化文明、改造集体身体的载体,有着强大的政治动员意。东亚病夫 是这一阶段最主要的体育政治符号,贯穿于先后区别满清和日倭的民族主义的国民认同。须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大概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南明-天地会-洪 门-同盟会在闽粤两地的反清意识,即南革而非北拳,国术和现代体育都具有抵抗满清政权和满清腐朽生活方式的民族革命意义。 而偏居赣南和陕北一隅的红色政权,则始终存在着另一只体育民族主义的源流,军事体育或者军事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倒也天然合乎奥林匹克的起源,更 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有了宗教化、仪式化的形式。不仅在根据地有运动会,在49年建政之后,更积极举办全运会,建立了国家官僚体系内的准军事化的体育工作 大队体制,由现役元帅贺龙直接领导,把全民竞技体育变成了意识形态、政权和军事体制的一部分。 这个体制延续至今,形成所谓举国体制,商业化的程度和方式仅限于权力与资本的共谋方式,是党国与资本的结合,而不是在自由结社基础上的体育协会的市场化。 后者本来是现代奥运的基础,即业余体育和对体育商业化的承认。而这样一种举国体制,服从于党国的意识形态建构需要,官办体育协会对体育市场的垄断一如其他官办协会在相关领域的排他性,阉割了现代体育内含的民族主义其中 最重要的平等精神和制度,压迫了大众参与和社会基础,国民仅仅成了看客,而且是需要严加提防的看客、分三六九等的看客、短暂的看客,只能表达爱国的爱,而不是国族的平等成员;而运动员也因此成为不职业不业余 的怪物、机器人、一次性产品,就像斗兽场的角斗奴隶,满足公民的娱乐或者看客的集体悲情补偿,金牌的生产过程也与血汗工厂的流水线并无多大差别。那么,看客们如何能容忍角斗士的退出和刘翔的弃跑呢? Comment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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