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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期盼已久的决定终于做出，温家宝总理今天宣布了国务院办公会议的决定：中国政府承诺在2020年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至2005年排放量40-45%，这一目标将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约束。无疑，就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宣示将大大提升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得分，也有助于哥本哈根会议最终取得成功。

     不过，这一主张并不是一个“自主性决定”。世界气候政治的潮流浩浩荡荡，非到最后一刻，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特别是中国外交和内政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不奇怪，在气候政治议题上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落差早已有之，不仅外交部门、气候和环境专家、国际政治学界存在着认知差距，而且民间、知识分子和经济界亦然，甚至可以追溯到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第一次气候会议。外交学院的老教授宫少朋先生日前回忆到，当时，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的中国政府拟出的代表团名单多为工程师，被会议组织者婉拒；再拟，派出一批医生，再拒；周总理不得不亲自干预，最后以计委的干部代表成行。

     今天，认知的落差并没有消除。全民对气候变暖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单纯科学主义的层次，以为气候变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只是一个说服力存疑的科学假说，更无法通过亲身体验予以证实。学界与政府决策机构对全球气候政治的认识也停留在经济发展、历史责任和国家主权等关联议题，对气候政治所蕴含的全球政治格局调整和减碳经济所意味的内部社会经济政治关系调整懵然不察。

     于是，我们看到，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日益迫近，一方面欧洲政客四处游说，法国气候特使也于26日飞抵北京，多家国际组织密集组织气候变化讨论，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明确表示支持减排立场，丹麦首相决然声称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准备“B方案”；另一方面，中原大地再次陷入连日的尘雾之中，相关政府部门和智库仍然纠缠于排放的历史责任问题，寄希望美国的保守立场，抱着哥本哈根会议流产的心态，仿佛全球气候政治舞台上的聚光灯会突然坏掉。

     这样的鸵鸟心态既脱离世界气候政治潮流太远，也无助于中国承担“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与同时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应尽的责任，所以，有必要重新认识全球气候政治的若干基本问题。

     第一，气候政治是基于对气候变化的哲学认识，而非单纯基于若干科学假说。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话说，是关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极高不确定性，无法用概率来计算。这一不确定性超出了直接或间接经验的认识——对全球变暖的怀疑论者因为其方法论基础仍然停留在经验主义，而拒绝考虑气候变化对人类环境和生存引致的巨大不确定性。而造成如此不确定性的罪魁是今天的世界市场和全球民主体制的系统性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资本主义所驱动的过分消费和利益集团对民主的绑架的结果。比如美国人均排放二氧化碳大约20吨，仍居世界第一，其国内强烈的反对哥本哈根会议的声音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如出一辙，都出自强大利益集团的私利，却以国家主权的幌子遮遮掩掩。

     第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立场必须坚持。碳排放超过年500万吨的国家主要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如巴西、印度、沙特、南非、韩国、印尼、伊朗、墨西哥和波兰等，但很大程度是发达国家输出碳排放的结果，这是个不争事实。但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其碳排放增加值占据了世界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部分，其中固然有作为世界工厂的碳排放输入效应，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高碳排放的实质却是中国高碳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严重依赖粗放和低效率的能源生产和使用，工业生产和采暖也严重依赖地球最有效率的碳吸收物质——煤炭。而在欧洲主张的世界气候新政框架中，集中生产本身就负有集中有效管理碳排放的国际责任；更重要的，碳排放的继续增加所造成的气候变暖将可能引发发展中国家的饥荒和内乱，发展中国家恰恰是气候变暖最容易的受害者。因此，无论如何强调中国节制碳排放的国际责任都与“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定位不矛盾。

     第三，碳排放的历史责任问题必须强调，但是，所谓历史责任的认知已经包含了“赶英超美”的既定逻辑，造成盲目追求GDP指标、忽视环境保护和低碳发展模式，忽视人和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有违“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对每一个生活在环境恶化的中国公民来说，继续容忍高污染和高排放及其扩散，就意味着对他人、对子孙后代、对人类社会的持续伤害，这也许才是比单纯争论所谓国际间历史责任更为迫切、更为现实的国民的历史责任吧。

吴强(搜狐评论)

 第一次到柏林，旅游大巴从勃兰登堡门穿过，没有看到期望中的胜利女神，只有德国电信的巨幅广告包裹着正在维修的大门，“Kapitalismus! ”同行的西部青年愤怒地咒骂了一句。这是柏林给我留下的第一眼。夜幕中，当大巴驶入东柏林的街巷深处，景观与西柏林大相迥异，冷清的街道，似曾相识的住宅大楼，却灯火黯淡。其时，东西德的统一已经十年。

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垒和分界，曾经是柏林被一分为二、甚至被一堵混凝土高墙所封闭的理由。1961年8月13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东德政府在一天内，封闭了东西柏林间87个路口中的67个，并沿着苏控区和西柏林的分界线建起了一道封锁墙。当时只是临时性的12公里混凝土和137公里铁丝网，很快便加固为4米高的混凝土墙，以及116座了望塔、反坦克壕、自动射击系统和昼夜巡逻的边防 军。大概很少人知道，当初建造这堵墙的秘密计划的代号竟是“中国长城”。负责柏林墙计划也是后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的昂纳克，对东德人民宣称，这是为了防范资本主义的入侵，一如中土统治者修建长城抵御游牧民族。

这堵墙包围着西柏林，让西柏林成为一座孤岛，除了空中联系，仅有一条被严格限制时速的封闭高速公路连接西柏林和西德。而且，在东西德的边境线同样存在着一条封锁线。如果从空中鸟瞰，这条昔日的边境线依旧清晰可辨，因为几十年的封锁形成了一条横亘南北的生态线——绿带。

在柏林墙矗立的28年里，我们都知道，万恶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柏林人进入东柏林几乎不受限制，柏林墙限制的只不过是东德人民自己。而推倒柏林墙的力量甚至不是来自东德人民，而是来自这堵墙本身。就像登山家们的想法，费许多力气、冒着生命危险爬上高山，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山就在那里”。墙就是最好的象征，翻墙本身就是最难以压抑的自由意志。

无论东德人民过着多么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而且事实上东德的生活水平一直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高的，但在一堵墙面前无法不黯然失色。其中，最代表柏林自由世界、最富有柏林文化特质的，在我看来，并不是西柏林的博物馆岛、性商店，或统一后才建设的Sony中心，而是柏林的公社。

最早也是最有名的柏林公社莫过于1967年学生运动浪潮中成立的“一号公社”。与东德的强迫社会主义模式不同，最初位于弗雷格斯大街的一号公社是西柏林知识分子自发建立的生活共同体，试图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寻找乌托邦的现实可能，从生活、家庭和婚姻的层次改造资本主义。 “一号公社”代表着19世纪著名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的理想——志愿社会主义，也是空想社会主义以来与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平行的另一条道路。

只是，如此志愿社会主义模式与苏、东阵营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水火不容，绝无可能建立，那意味着对极权的颠覆。而资本主义内部的反叛和柏林墙一道孕育了60年代末浩浩荡荡的学生运动：苏联和东德对西柏林的封锁迫使德国联邦政府为增加西柏林人口而采取免除西柏林年青人兵役政策，吸引了大批反叛青年从西德聚居到西柏林。柏林墙因此既是斯大林主义极权体制的象征，也成为冷战的象征性暴力，无时不刻在激励着年轻一代起来造反、自我组织。

虽然“一号公社” 的寿命只有两年，1969年随学生运动的消退而告解散，但是在今天的柏林， 1980年代发生在东柏林的“霸占空屋”运动转为今天的许多“公社”，“公社”已经成为柏林的传统和文化标志，就像柏林街头形形色色、多元的俱乐部已经把柏林这个发达国家中居民收入最低、房租最低的首都变成了欧洲最有魅力的夜生活之都。在东区栗子大街77号公社里，所有房间都被拆掉了门锁，25名成员必须轮流在集体厨房贡献劳动。在著名的Köpi公社，2007年爆发了公社成员与地产开发商的战斗。对于柏林的公社社员来说，他们代表着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者，随时准备反抗世界上任何形式的墙。

在60年代学生运动高潮的十年后、柏林墙被推倒前两年，西柏林的学生们在1987年五一劳动节前夜的“女巫之夜”发动了12小时的街头暴动。尔后，这个“五一节暴动”成为柏林的革命惯例，延续至今，向人民提醒着各种形式不公正的存在和人民反抗的权利，而反抗权属于德国基本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之一。

若干年前的“五一”前夜，上百名西部地区赶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睡在洪堡大学的一所旧体育馆的地板上，突然遭到极右分子的袭击，值班同志挨个叫醒了沉睡中的每一个人，在黑暗中，我与大家安静、迅速地捆好睡袋、收拾完毕，从一处侧门撤了出去，在柏林东区的大街上熬过了下半夜。几天后，柏林爆发了社运团体与极右分子的街头冲突，而这一冲突只是一个月后热那亚行动的预演。在行动的意义上，柏林公社因而成为欧洲的社运圣地，吸引着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进步人士，柏林墙也再不仅仅象征着冷战和极权，而是人类社会所有不公正、压制自由的象征。

不久前德国联邦选举研究的一项调查表明，尽管57%的原东德人承认统一利大于弊，但是同时有62%认为东德社会要比现在更公平。这一态度并不只是退休老人对往日时光的回忆，或者失业者对现实的不满，而是柏林公社对社会正义和自由的不懈追求在激励着东部地区人民保持对资本主义的警惕。

柏林墙虽然倒塌了20年，但世界上仍然存在其他有形无形的“柏林墙”：朝鲜半岛沿“38线”韩国一侧非军事区内一条几百公里长的水泥墙，已经矗立几十 年；2003年以来，以色列不顾联合国决议，沿1967年占领线修建了隔离墙；印度从2002年开始在印巴边界铺设2900公里长、5公里宽的地雷区；在过去几年，伊朗政府费巨资从西门子和诺基亚引进技术和设备，建立了一座规模庞大的赛博防火墙……冷战虽然结束，柏林墙已成文物，但人类间的自由和交流却远未实现。